小黄

小黄爸爸是总工程师，妈妈是总会计师，文割初期也受了点冲击。可他外公是上海一家大厂的老板，他的舅舅有的在香港，有的在台湾。文割初期，外公家被抄是免不了的。有一天，我在他家里看到了好几个大樟木箱，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宝贝。

几天后，它们被送到了他爸爸青浦的朋友那里。造*派上门盘查时扑了个空，他们恼羞成怒，就把小黄妈收藏的世界名著统统撕毁，把他爸爸几张心爱的唱片全部砸烂。幸亏小黄机灵，顺手将一张夹在了废报纸里，那张有“星星嗦” 的唱片才幸免于难，被保存了下来。

那时候，读书没什么用，上面说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。有时他们也提“又红又专”，但他们要的是“红”，你一专，就会被说成是走“白专”道路。后来又出了个考试交“白卷”的。在这种形势下，他也就随起了大流。

他书读得不好，但对机械是越来越着迷，这是他的一大爱好。他不但会开“两用车”(比摩托车简单一点，那时候，两用车的拥有率远远要低于现在宝马和奔驰)，而且还能修。放暑假去他爸厂里玩，最感兴趣的就是机器，车刨铣钳，摆弄起来十分顺手和专业。厂里的老师傅都喜欢他，说他将来肯定是个八级技工。就是这一爱好，改变了他在农场和自己的命运。

不久，他阿哥分进了上海工厂，再过几年，就该轮到他姐姐去农村了。按这样推算，他就可以留上海。可事不凑巧，他姐姐临分配时突然生了一场大病，需要休养一年，农村没去成。小黄爸找朋友，走后门，通路子，开证明，费尽周折，终于将她分在了街道工厂。这样一来，他就是硬档农村了，真是命运捉弄人。

我们分配时，政策有了改变，已不强求中学毕业生去农村插队，但市属农场还是要去的。小黄爸只好再托人，想办法，给他联系到了奉贤的一个农场。他分在大田班，就是种地的。

去农场前，德明要请一顿，为他饯行。钱怎么能叫德明一人出呢，我们都工作了(我分在一所技校读书，有生活津贴，每月十三块钱)，于是我们三人凑了三十块。太平桥的大新春饭店我们是不去的，嫌它档次不够，当然，高级饭店也没必要。经打听，我们找到了淮海路上的成都饭店，这是一家中档饭店。听人介绍，它的菜味道好，实惠而又不失档次。

我们慕名前往，它果然名不虚传。它的菜是又便宜又好，而且店堂也气派。像饭店的特色菜鱼香肉丝，中盆只要一块，而且是肉多和头少，我们叫了两盆。我们叫的家常菜有：糖醋小排一块两角，辣子鸡一块四角，清炒鱼块一元五角，炒虾仁一块八角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点了些川菜，十五块钱没用完，就上了满满的一桌。德明又要了一瓶高级绍兴花雕(一块六角)，一瓶白酒(价钱没记住。我一直没明白，那时我们为什么不点啤酒)。这些菜我们怎么吃得完，当时又不兴打包。服务员(□□期间的叫法) 告诉我们，饭店十点钟打烊，我们可以吃四个钟头。

从记事起到中学毕业，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有十七个年头了，照上海人的讲法，我们几个就是“赤屁股朋友”(发小)。虽然有时也免不了要磕磕碰碰(主要在□□后)，但我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。大家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情同手足，视为知己。现在小黄要去农村，我们都有点依依不舍。

一喝酒，话就多。我们替他出主意，想办法尽快地调回上海。当时农场青年职工表现好，就能被抽调回上海工作。我实在为他惋惜，他的手艺种地怎么用派得上用场。大铭说：“大田班好，苦干两三年，就能上调，跳出苦海”。而德明却不这样认为：“叫你爸想想办法，通通路子，弄张证明，退回上海。”

接着我们又谈起了她们四个。说着说着，德明的眼泪下来了，我也不知道这眼泪是真还是假。借着酒劲，他吐露了我们共同的苦恼，也就是酒后吐真言：“照我讲，我们四个人福气一点也不好。” 我忙叫他不要讲触霉头的话。

“阿巍，要相信命。海伦我们就不说她了。你看，我好不容易赖在了上海，丽华却偏要去崇明。大铭和林媛都是硬档上海工矿，可林媛爱出风头，捞党票，去了黑龙江，走她的阳关道去了。小黄本应在上海，被他阿姐这么一搞，还不是去了农场。”

听了他的话，大家长叹短吁，不知是什么滋味。还是大铭想得开：“来来，大家来干杯，祝小黄早日调回上海。再讲我们走的也不是独木桥。”